j9国际站一位女性经历十月怀胎，熬过孕吐、胀气、浮肿、撕裂、妊娠纹、漏尿种种生育之痛，诞下宝宝；
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，全身心投入家庭和育儿，在无数个夜晚被哭声唤醒，起床喂奶哄睡……
她在一次次冲突中失望、崩溃，决定结束摇摇欲坠的婚姻。她提出离婚，带着宝宝分开居住。
在她外出工作的某天，男方带着人破门而入，抢走还没醒来、身上只穿着睡衣的孩子，推翻追赶出门的姥姥、姥爷，开着轿车扬长而去。
她赢得抚养权，却找不到、接不回孩子，等到孩子年满8岁，对方甚至会申请变更抚养权……
2019年10月，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成立，在过去4年，她们相互扶持j9国际站、推动立法，期盼着通过法律维权，让孩子回归。
今年秋天，我们认识了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发起人朱莉。通过她的联系，采访到7位紫丝带妈妈。
她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年纪30岁到50岁不等，是生物医药研发员、眼科医生、服务经理、会计、后勤专员、育婴师、前事业单位职工。
妈妈外出工作，姥爷去小区门口拿快递，姥姥和往常一样推着婴儿车，带1岁7个月的宝宝在小区院子里散步。
直到藏身绿化带的两个黑影冲向婴儿车，迅速摁住姥姥，抢走孩子。独留翻倒的婴儿车和老人的惨叫在原地。
她是这起事件中的孩子妈妈，从2021年6月到宝宝消失前的2年多时间，她在兰州老家度过了整个孕期，和父母一起养育宝宝。
为了这次抢夺，男方提前5天左右安排孩子奶奶在小区里的民宿「潜伏」，之后飞回北京工作。
抢完孩子，男方开车绕小区一周观察情况，确认沁娉不在附近，就载上宝宝和爷爷奶奶，驱车躲到北京。
这已经是第二次抢夺。第一次发生在两个月前，当时沁娉已经和男方明确表达，不愿意再和他一起生活。
2022年3月，顾琳（化名）去公司办事。男方通过提前安装好的定位器，观察她的行动轨迹。
确认顾琳开车走远后，撬开瓦房院门的锁，冲进屋子，抢走当时只有4岁的女儿。孩子姥姥年纪大，根本追不上他。
当时天很冷，男方穿着长款的羽绒服，而孩子被抢出门时，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秋衣、一条粉色裤衩。
事发一个月后，顾琳才知道定位器的存在。当时她开车去维修门店，是维修师傅发现有异常。
对法院说是3月初安装，4月份女方发现。对公安说2021年就安装了，已经过了一年半。
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追诉时效是6个月。过了6个月，案件就无法再往前追诉，警察只能终止调查。
分居期间，前夫某天中午去晓雪（化名）家，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，晚上就送回来。
第一天晚上，孩子没有回来；第二天，也没有回来……第四天，打视频不接、信息不回。
晓雪回到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屋子，发现男方已经换了锁芯，她根本开不了门。去男方的店里找，店面合伙人说不知道他在哪，好几天没见了。
2016年为了要孩子，田姐辞掉工作，高龄备孕。同年12月份，剖腹产生下儿子。这是她第二个儿子。
45岁生产，加上第一个孩子不愿意和自己相处，田姐把所有心血投入在小儿子身上，希望把他培养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。
她一直认为父母离婚和孩子没有关系，不能阻碍亲情联络，想接就可以接去玩、可以打电话。所以男方让人来接的时候，她没有阻拦。
即便孩子抱着妈妈脖子说「我要跟妈妈玩」，男方依然毫不顾忌，打倒班彤，抢走孩子。
今年元旦，她再度报警，当时已经进入离婚诉讼阶段，但警方依然无法提供援助，因为他们没有干涉司法的权力。
在大部分抢夺藏匿案中，派出所和妇联的管辖权都很有限。几乎都只能停留在联系男方、口头调解，调取监控、告知男方抢夺后的行踪。
年后她带着小孩回娘家，男方上门闹事，最终两人商量好一起回深圳，等法院一审开庭。
回深圳的第二天，趁阿粒出门找租房，男方偷偷带走了女儿，藏匿到老家广西贵港。
抢夺发生的第二天，她去男方户籍地找孩子，跑遍镇上所有幼儿园挨个打听，得知女儿上学的位置。
但男方要求老师不能让任何人看小孩，即便阿粒出示结婚证、身份证，证明和男方的关系、证明自己是孩子妈妈，依然不行。
今年中秋，她再次上门寻找，被男方和男方父亲暴力殴打，造成多处皮肤挫伤和软组织挫伤，头发被抓掉一大把，颈部不能动。
在派出所笔录，从早呆到晚。最终结果是：男方没有得到惩罚，理由是阿粒也动手抓人了。即便那可能是自卫。
阿粒曾要求看完整监控，想确认男方脖子上的伤是否由她造成。等到的回复是：不予调取。
先让佳圆在沈阳的寄宿学校读了半年书，又转到北京的小学，再转回沈阳，接着转到男方女友老家的小县城。
监控最严的时候，男方还会搜佳圆的行李，看她身上有没有写着不明数字的纸条，有没有偷偷留妈妈的电话号码。
佳圆被藏匿时，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按键手机，通讯、信息收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。
佳圆妈妈曾几次求助私家侦探帮忙寻找，请一次花几万。但找到了，也往往无济于事。
沁娉、阿粒、晓雪为了方便打官司和找孩子，都选择了上班时间更灵活、请假更方便的工作。
孩子被男方控制在家后，班彤去男方家附近租了房子，每个月5600，到现在住了将近8个月，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如果男方在之前的家庭生活中，充分且负责地参与了家务、育儿，从经济实力上看，也能给到孩子更好的生活环境。
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平静的生活，任何妈妈都不会如此执着。
儿子被抢走那天，为了不让班彤继续被打，4岁的小孩捧着男方的脸说：爸爸，你听我说一句话。
-你得忍住不去见孩子、不去找孩子，形成完全看不到孩子的事实，我们就能去帮找……
晓雪和前夫是在2014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中间分分合合好几次。后来到了适婚年龄，两个人都没找下家，才考虑结婚。
办完酒席后的同居期间，晓雪怀孕。孕期两人没有过性生活和直接的血液接触，宝宝出生后，她带着孩子和前夫分房睡。
得知对方携带HIV时，她第一反应非常惊讶，同时也害怕。立刻去了疾控中心和儿童医院，给自己和孩子在不同时段做了几次测试，确定没事才安心一些。
最初没有离婚，是因为在认真了解过艾滋相关信息后，知道HIV的传播路径有限，做好防范还是能够正常生活，病毒载量也能通过医疗干预的方式控制在极低水平。
前夫去医院做检测，说是复查前列腺。但晓雪在对方手机上看到了梅毒的化验单，上面写着：阳性。
从那天起，晓雪在家的每天都战战兢兢。男方洗过的碗，她会重新洗一次；不敢共用洗衣机，她和孩子的衣服全都手洗。
结婚之后，家里的日常开销、包括产检费用几乎都是晓雪一人承担，男方在外跟人合伙开店，从不告诉她收入多少。
结婚时给的13万彩礼，男方也以不同的借口，比如在外欠账、创业资金、酒席费用、店面房租等等，拿回11万左右。
2022年劳动节，男方到晓雪家，说带孩子出去玩两天，晓雪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，不让爸爸看孩子，就答应了。
婚后男方和别的女孩暧昧不清，被发现三次。有一次吵架很激烈，他握拳暴击了阿粒的头部，四次。
3年后，看到男方行为改变了很多，加上当时阿粒想要小孩，男方也有意愿生孩子。但阿粒输卵管有问题，是原发性不育，男方有轻微弱精。
阿粒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去请假，再赶2个小时的路去医院检查、取卵。一切结束后又回去上班，晚上常常加班到21点、22点。
孩子出生后，育儿的压力全担在她身上，男方没有帮衬过阿粒，且经常和她吵架。
当时男方跪下来求她不要离婚，答应她任何事，还在律师拟定的保证书上签字，承诺不再赌博。
但到了12月29日，阿粒发现他还在赌。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，3个月后，孩子被男方抢走。
班彤和男方都曾有过一段婚姻，两人通过网络相亲认识。因为籍贯都是黑龙江，所以班彤在潜意识中，对他有额外的信任。
结婚之前，在男方口中，他自己是做企业咨询服务这方面工作的。弟弟有抑郁症，但他从未放弃帮助弟弟，给他找了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。
在月子和产假期间，说好晚上他负责照顾小孩，但他其实从未醒来过。都是班彤和孩子姥姥在照顾。
2019年9月，男方失业，再没有出去工作。下班回家，班彤看到的画面，往往是他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孩子在旁边看动画片。
「XX」是邻居家的小女孩，年纪和班彤儿子相仿。班彤问睡在客厅的奶奶是否知情，对方大吼：这事怎么了？
而当她和男方提出不能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，继续带孩子在这边生活。男方的回答却是：
世欣（化名）和男方的婚姻维持了7年，他们都是保定人，通过亲戚介绍认识。刚接触的时候觉得人还行，能聊下去。
虽然听到一些声音，说他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交流。但世欣当时觉得：我不跟他在一起了，这样的人以后谁要啊？
刚开始都还好，男方心思比较缜密。世欣早起赶动车出差，男方会送她去车站。月子期间，也有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。
男方家庭原来是在北京开私企，后来生意不景气了，依然觉得世欣家里条件配不上他们。
「下午刚到17点，立刻要求我马上回家；我到家开电脑，他就拔掉电源线。这种事经常发生。」
孩子摔跤了、生病了、报培训班，不管大小事，都要打电话给世欣……他似乎没有单独处理孩子突发状况的能力。
有一次宝宝生病，世欣抱着孩子，让男方去缴费处付款。但最终，即便是不多的医药费，男方也叫她去支付。
走出民政局后，顾琳的前夫突然反悔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把预约号作废，不久后抢走孩子。
走出法院后，男方举着「夫妻关系、家庭纠纷」的盾牌，开展了一系列报复行为——
7年前，介绍前夫给顾琳认识的朋友，曾经形容他是个没有不良嗜好的「老实人」。
2022年8月，顾琳给自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，期限是3个月。对方消停了，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。
一审提交证据时，顾琳给孩子列了一个清单。自孩子出生到孩子被抢走，她为孩子采购的开支总额，在养育过程中占了近90%。
母乳喂养的两年多时间，她请过6个月的产假，休假结束后，她每天中午请假回家喂奶，从没有睡过午觉。
她还学着给女儿做衣服，小旗袍、睡衣、T恤，女儿的日常穿着很多出自她之手。
但现实并非如此，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一审判决出来，女儿都没有被送去学校上学。直到法官介入，男方才送去上了3个月。
4年8个月中，有3年6个月是和班彤一起生活，剩下的1年2个月是在男方母亲的房子里。但当时班彤也陪伴在孩子身边，直到被驱逐出去。
同时提交的还有男方藏匿孩子的证据，孩子从出生到离婚诉讼期间，班彤为孩子添置用品、缴兴趣班学费等方面的消费记录。
双方的经济条件、收入证明，也在家事调查中查证过，班彤的经济条件明显优于男方。
因为家事调查认为孩子在男方那边的生活情况比较安定，男方教育孩子用心，男孩跟父亲生活更便利。
期间她曾申请婚内监护权、家庭教育促进令、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等，均被要求撤诉、被驳回。
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时，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、教育、探望、财产等事宜。
「但这只是原则性的法条，没有具体的惩罚机制和有效措施。可以用，但难以通过制裁的方式落实。」
孩子妈妈和前夫通过法院调解离婚，抚养权给妈妈，男方有探视权。离婚一年后，男方带人跑到女方家抢走孩子。
当时徐律多次陪伴她去派出所、去本地法院，都不予立案。男方所在地的法院曾提供男方姐姐和村委的两份笔录，都说没见到他，救济途径也就断了。
6年后，妈妈才再次见到孩子，是在法庭上。儿子满了12周岁，男方申请变更抚养关系。
开庭时，徐律团队写了答辩状，思路是男方违法抢走孩子，法律不应保护这种行为。妈妈执意要自己宣读，一边读一边哭：
但没有用，到了12岁，孩子的主观意愿可以直接决定判决结果，他明确说要和爸爸生活。
先写我们有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，再写对方不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，不带责怪，仅仅是客观反映。
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大，但不同性别、年龄、经历、出身的法官认知是不同的。
徐律认为，对于「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」的界定，如果缺乏细则、没有补充条款，不仅会加重法官个人的责任，对孩子也不公平。
每年《妇女权益保护法》修订期间，徐律以及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都会积极提案：
希望能增加「抢夺、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，不得争夺抚养权」的条款。从根源上解决紫丝带妈妈在争取抚养权方面的问题。
「当时还抱着一些希望，以为男方会像诉讼前承诺的那样：判给谁就由谁带走。」
顾琳带着判决书去立案庭申请强制执行，最初的反馈是抚养权不能强制执行，不可以直接帮忙抢孩子。
顾琳解释不是对孩子强制执行，是要求男方归还抚养权。仍然不予立案，理由是判决书中没有写明男方应该在几月几号前交孩子，建议报警。
她按照建议，找到警察。得到的回复是：你已经拿到了判决，法院有自己的执行局，应由他们负责执行。
她只能再回到立案庭，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催促、反应。好不容易立上了，又是将近一个月的内部审核，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的执行范畴。
之后三个月，顾琳几乎每周都要打电话询问进展，或者去执行局蹲守。她等到了4张贴给男方的传票，但男方都未现身履行义务。
在第一次传票发出，男方过了半个月都没有现身后，她曾经碰上当地法院的大执行。
她和她姐姐联系好，说那天两人一起去，法警开门拘留他，我们就把孩子带出来。
大执行当天，她们从早上6点就在小区门口等，到8点等来法官和七八个法警，敲了门，男方不开，继续敲，依然不开。
10月18日，男方终于被拘。期限是15天，他和老板请假时，并未说明真正原因。
并未向老板说明线年曾接手一起案子，执行了两年，穷尽一切方法也无法接回孩子。
一开始是给藏匿方限制高消费、加入失信人名单，没有效果。第二步法官下罚单，罚款5万，依然没用。
徐律和当事人再度争取：一直拒不执行，不就构成拒执罪吗？最终法院还是决定先拘留。
但由于当时正在疫情期间，拘留难以落实，拖到孩子年满8岁，对方起诉变更了抚养权。
她在2019年11月第一次诉讼离婚，判不离。一审结束后，男方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。
2021年二审，考虑到2年间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，以及A后续会涉及抚养权执行困难的问题，未能幸运改判。
中途因为疫情，她难以线下见小孩，期间男方偶尔发过几个视频，但一直未能和孩子成功连线。
A在去年申请了强制执行。通过执行法官联系男方，男方说：你来看就行，不会不让你看。
「去年国庆节，她在山西的某个县城哭着给我打电线日，徐律记得很清楚。当时A坐着绿皮火车跑了1000多公里，因为怕和男方起争执，她特地没有带家人。
见了孩子不到1小时，男方就把人带走了。想要和孩子一起吃饭、拍个照，也没能成功。
回来后，A再次找法院执行探视，经过执行法院、调解员、律师多方开会商议和多次调解，男方那边态度才慢慢缓和。
由于孩子一直被控制在家里，无法正常上学、社交，也没有按时接种疫苗。顾琳曾试图给孩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「我如何去解释她可能面临的现实危险？这就像要求你拿出证据，证明你是你自己。」
她在申请执行过程中，也曾被多次诋毁、造谣，男方一直对外宣称执行法官推动执行，是因为顾琳和他之间有见不得人的亲密关系。
在河北、河南、江苏三省出台的反家暴条例中，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包括「禁止被申请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」。
二审结束后，她带着河北高院的人身安全保护条例，和对方一直抢夺藏匿孩子的证据，回到一审法院申请。
世欣联系了代理这起案件的郭律，他和徐律一样，是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律师。
最高法院规定，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、电话、短信、即时通讯工具、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，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签发人身保护令。
7月11日，世欣同时收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和二审判决书——抚养权归她。
在执行阶段能不能成功找回小孩、保障小孩的安全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能不能遇到负责的法官。
「要有足够的耐心说服、教育、引导，这样的执行方式更柔和，但同时也很考验人。」
徐律说，《民事强制执行法》在去年拟草案时曾公布征求意见，预计今年12月份审议。其中有几条是有利于抚养权执行的。
《临时执行法草案》第193条规定：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，按日予以罚款或者予以拘留。若拘留期限满仍未履行，可再次拘留，累计拘留期限可达六个月。罚款最多是180次，每日最多10万。
194条规定：执行依据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当事人抚养，另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拒不交出，除依据前条规定的方法执行外，人民法院可以将子女领交抚养人，但是满八周岁以上明确表示反对的，不得领交。
195条规定：被探望人拒绝接受探望的，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组织协助进行心理疏导。
「审议后的条款可能会有变化，但出现这些内容，至少说明问题被立法者看到了。」
而在法条通过、落实之前，紫丝带妈妈只能继续维权、奔走，希望能换回一个好消息。
「我在江边走，想起和孩子过去在这儿玩的画面，感觉撑不下去了，想跳下去一了百了。」
孩子被抢走的前两个月，世欣整夜整夜地失眠。睡着后总是循环同一个梦境：孩子回来了，但她怎么也摸不到、抱不到他。
刚开始吃有效果，但很快又回到了不太好的状态。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分散注意力，下班后的独处最难熬。
当时有几个在河边钓鱼的人，世欣就一直等，想等着他们走了，自己就跳下去。结果等到凌晨4、5点他们都没走，世欣轻生的念头也消下去一些，回了家。
「那次之后，我可能死而复生了，想着不能就这样死掉，不能让孩子在世上没有妈妈。」
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每天下班她会在户外走一圈，或者骑车去西湖，来回一趟4个多小时，努力不让自己陷入负面的情绪当中，积极收集资料和证据。
失去孩子的日子里，每一位紫丝带妈妈的精神状态，几乎都在悬崖边缘「摇摇欲坠」。
抢夺藏匿发生后的前20多天，顾琳不想跟任何人接触、聊天，请假把自己关在宿舍，一个人喝闷酒。
她开始在空闲的时候做兼职，确保即便男方不支付抚养费，她也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状况。
她在网上检索能帮助到自己的渠道，给心理咨询师打电话，确认自己的状态是否正常；
去医院体检，特意查乳腺、甲状腺、子宫、卵巢、癌细胞……有结节，但都是良性的，只要不增大就没问题。
听到医生说自己各方面都很健康，顾琳才放心一些，她知道她还能够通过倾诉、求助调整状态。
孩子一年多不在身边，她害怕会适应女儿不在的生活。平时会翻看女儿的照片、女儿过去穿的衣服。
但回忆起来是很难受的，心脏会疼，所以她有时又会努力克制自己，不去过多地想。
这是魏巍在直播连麦时，被问过最多的问题。她是心理咨询师，今年7月加入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。
曾经向魏巍咨询师求助的一位妈妈，和孩子分离长达5年，没见过一次面。离婚诉讼时，双方闹得很不愉快。
魏巍咨询师和律师一起，继续和法官进行一系列沟通，让法官明白不管爸爸、继母、爷爷、奶奶条件多好，都不能刻意阻断孩子和母亲的情感连接，否则不利影响会困扰孩子一生。
法官了解状况后，再次联系孩子父亲，在父亲离场的情况下，重新询问了孩子的想法，并用视频记录。
在执行法官的沟通下，孩子父亲同意和魏巍对话。最终，妈妈可以从视频电话开始，和孩子重新建立联系。
她记得有一个8岁的女孩，最初见面时，孩子是茫然、矛盾的。只要问她是什么想法，她就开始掉眼泪，一直哭、不说话。
「到最后我说：你放心，不管你是什么想法，阿姨都支持、尊重你，但能不能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。」
但她也害怕，她害怕成为妈妈的累赘，也怕妈妈工作忙的时候，她还是要被送到爸爸这边生活。
「我不能让爸爸生气，也不能让爷爷奶奶生气，爷爷奶奶跟爸爸都很讨厌妈妈。」
「当时我听了特别难受、婚姻出现问题是两个成年人的问题，但最后受伤最多的是孩子。」
离婚后的4、5年时间，为了有经济能力争取女儿，原本是全职太太的妈妈出去打好几份工，给母女俩攒房子。
如果不能及时求助调整，妈妈可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。孩子的情绪可能会变得应激、胆怯，长此以往，或许会形成讨好型人格、社交障碍。
曾经有位妈妈带着儿子来做咨询，孩子之前跟着爸爸生活，8岁后妈妈申请变更抚养权，要回孩子。
在被抢夺藏匿的几年时光，他没法和妈妈相处，爸爸也没有给到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爱。
妈妈对我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？如果不乖、学习不好、不听话，妈妈是不是就会抛弃我？
因为缺乏安全感，他一次次做出逆反的事，去试探妈妈是不是真的爱他。而妈妈很困惑，不理解他的行为是出于什么原因。
心理压力已经大到无法自行缓解、焦虑感无法自行消除的情况下，魏巍建议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助。
通过分析，理清焦虑的来源，陪伴当事人一起面对它、接受它，再想办法一步步解决出现的问题。
「阿姨打电话给我爸，说没事让佳圆去我那儿玩，我爸当时正和新女友谈得火热，默许了。」
因为没有积蓄和稳定的经济来源，当时母女俩没法一起生活。父亲再婚后，对佳圆更加漠视。
一次冲突发生后，佳圆带着户口本和房产证，联系妈妈，跑去找她。最终两人才得以团聚。
长大后，妈妈偶尔还是会主动聊起过去那段经历。对于母女分离的那7年，佳圆没有怨恨和心结。
有一天夜里，她刷到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微博，去主页翻看了很久很久，写了长长的一段私信发到后台：
今年秋天，顾琳找回了女儿，男方被拘15天后，得知自己或将面临拒执罪，态度终于松动。接孩子当天，顾琳母女俩正好都穿着粉色的衣服。
团聚的第一个周末，她们捡了黄色的银杏叶做手工，在美术纸上画了好多穿着舞裙的小女孩。
在满城区人民法院的积极帮助下，世欣也接回了儿子。现在每晚睡觉，孩子都要拉着她的手，挽着她的胳膊。
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，她印象深刻的其中一点是，妈妈们在一起相互扶持、讨论，有时会自我安慰说：
她在争取孩子抚养权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，总感觉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些使命：
男方可以在寒暑假探视孩子，非探视时间由阿粒抚养，若男方不履行，则视为自动放弃抚养权、监护权、探视权。
还有很多紫丝带妈妈仍和她们一样，带着对孩子的思念，等待着、寻求着、祈祷着一个转机。